其人与笔两风流——袁枚和他的随园诗稿

摘要: 在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,有一部珍贵的清代稿本文献——存藏于浙江图书馆的《随园诗稿》,作者是清代第一号

01-17 21:16 郑小悠 首页 中国书法网


在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,有一部珍贵的清代稿本文献——存藏于浙江图书馆的《随园诗稿》,作者是清代第一号风流才子、诗人、高端吃货、鬼故事作家——袁枚。袁枚一生著作宏富,诗文集被大量印刻,存世版本种类极多。但是他的手稿,特别是手书诗稿留下来的却很少。那么,这部诗稿具有怎样的文献价值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?何以入选宋元珍本云集的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呢?请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郑小悠博士为您出文入史,讲述袁枚和他的《随园诗稿》。



浙江图书馆藏《随园诗稿》,入选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



其人与笔两风流




清代第一号风流才子、诗人、高端吃货、鬼故事作家——袁枚

说到袁枚这个名字,想必很多人都有所耳闻,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风流才子,著作等身的诗人、散文家。然而真正说到其人其文的特点风格,除了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士,一般大众恐怕也很难有系统的认识。那么,对于这个蜚声海内、誉谤交加人物,我们要从何谈起呢?我想,可以从公众认知度很高的一些文化常识说开去。毕竟,大众日常生活中很多名言警句,都出自他的笔下,只是读者未必留心。

譬如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写作文时常说的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就出自他的《随园诗话》。

另外一句更常用的,“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”也是化用他《随园诗话》中的一句:“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。”

坊间劝人不要太在意金钱,常说钱这种东西是“生时招不来,死时带不去”,是他一首五言绝句《钱》中的原话。

赞美一个人能在平凡的职位上做出突出贡献,多用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源自他另一首绝句《苔》。

至于那句描摹广大男性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“绿衣捧砚催题卷,红袖添香夜读书。”虽然不是出自他手,却是他的得意女弟子席佩兰写来送给他祝寿的。


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扇面(清)喻唐《红袖添香夜读书图》

毋庸多引,单通过这几句妇孺皆知的诗文句,就大致可以看出袁枚这个人的文风和性格。性情中人,风流自诩,援翰写心,没有过多的雕琢和用典,比喻精辟,但在方家看来似乎过于浅显。事实上,在袁枚生活的清朝乾嘉时代,对学问的追求是比较严肃的,所谓乾嘉学术,是崇尚严谨考据的,那么袁枚诗文的这种审美旨趣能够和当时的文化主流合拍吗?当时士大夫和此后的学者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?

首先来看赵翼的说法。赵翼是乾嘉三大史学家之一,也和袁枚一样,是乾嘉性灵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
赵翼,清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、诗人。与袁枚、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

赵翼和袁枚有过很深的交往,并应袁枚之邀为他的《小仓山房诗集》作序。序诗曰:



其人与笔两风流,红粉青山伴白头。

做宦不曾逾十载,及身早自定千秋。

群儿漫撼蚍蜉树,此老能翻鹦鹉洲。

相对不能惭饭颗,杜陵诗句只牢愁。



意思是说,袁枚无论为人还是文笔,都风流绝代,虽然做官的时间不长,但一生交游红粉、遍览青山,人生光彩绚烂。他就是当代祢衡、李、杜,针对他的一切非议声音都是蚍蜉撼树,无法动摇他在文坛的地位。因为共同倡导诗歌要书写“性灵”,反对泥古不化,赵翼在诗学旨趣上是很支持袁枚的,从这首诗序上就可以看得出。

但是,在为人方面,身为史学家的赵翼显然又比袁枚更正统一些,对袁枚风流无忌的个人生活,身虽在野而好攀结权贵的做法很看不过去,曾半开玩笑但又用词严厉地批评袁枚:



结交要路公卿,虎将亦称诗伯。

引诱良家子女,娥眉都拜门生。

凡在罗陈,皆无虚假。

虽曰风流班首,实为名教罪人。



这个定性在“名教时代”,已经非常严重了。

除了赵翼之外,我们再看看稍晚时候两位诗人对他的评价。一个是洪亮吉,也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,号称中国的马尔萨斯。


洪亮吉,清代经学家、文学家

他对袁枚诗歌的评价就不太高,大概可以归于赵翼所谓的“漫撼蚍蜉树”一类。他说:“袁大令枚诗,如通天神狐,醉即露尾。”意思是说,袁枚的诗过于讨巧,不够笃实深刻。

但是另一位乾嘉诗人舒位对袁枚的评价就非常之高,他编写过一部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,将乾嘉时代主要诗人按照《水浒传》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方式排列起来。在这部《点将录》中,舒位把袁枚排在了宋江那个位置,也就是第一位。称其:“及时雨袁简斋,非仙非佛,笔札唇舌,其雨及时,不择地而施,或膏泽之沾溉,或滂沱而怨谘。”


舒位,清代诗人、戏曲家

时至晚清近代,国势日衰,有识之士欲挽狂澜于即倒,反映在诗坛上,即是更强调“诗言志”的载道观,标榜诗歌的社会功能,反对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。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即将袁枚及其性灵派作为靶子痛批,称:“乾隆全盛时,所谓袁(枚)、蒋(士铨)、赵(执信)三大家者,臭腐殆不可向迩。”(赵当为赵翼,非执信)相对而言,以言辞激烈著称的鲁迅对袁枚的评价倒稍微宽容一些,虽直称其为“有骨气者不屑为”的帮闲文人,却肯定其“帮闲”的本事高超,称:



鲁迅:

例如李渔的《一家言》,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,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。必须有帮闲之志,又有帮闲之才,这才是真正的帮闲。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,乱点古书,重抄笑话,吹拍名士,拉扯趣闻,而居然不顾脸皮,大摆架子,反自以为得意,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,但按其实,却不过“扯淡”而已。




鲁迅

到了现当代,袁枚和他的诗文成为古代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,且已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上的批评,而进入纯粹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。如著名学者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在《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》一文中总结道:



蒋寅《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》

袁枚诗学鉴于传统诗学的困境,选择以天才论为突破口,将传统的客观性问题断然转化为一个主观性问题,或者说将外在的技术要求内化为才性问题。一方面以“性灵”概念涵摄诸多与自我表现相关的理论命题,使之具有极大的包容性;一方面又颠覆传统诗学的所有规范和经典序列,使诗歌写作成为自由的活动,同时取消其贵族品格,极大地激励了社会各阶层的写作热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袁枚诗学可视为一种解构的诗学。



诗歌发展到清代,题材、格律、典故的使用已经非常标准化了,如果一味因袭这些外在技术层面的要求,就很难摆脱古人的影响,写出反应当下人生活和情感的文字。于是乎,以袁枚为领袖的性灵派诗人,特别强调诗歌创作的主观要求,就是诗人必须具备真情、个性、才华这三个条件,但对诗歌的题材、教化作用、音韵格律、典故意象的要求放得很松,尽量减少技术层面对诗人的束缚。在蒋寅看来,这是传统诗风的一个极大改变,是有重大意义的。


著名学者、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

讲到这里,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乾嘉年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诗派叫“肌理派”,代表人物是一位大学问家,四库提要的纂修者之一——翁方纲。如果按照现代高等院校中文系内部的学科分类,那么翁方纲可称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,而袁枚则是文学专业的典型代表。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诗歌,要求写诗应该像修四库提要一样,考证章法、句法、字法,爬梳十三经、廿二史、金石文献,把学问之道融入到诗歌写作中。对于翁方纲这样的作诗法,袁枚是极其不屑的,写诗嘲讽他“天涯有客好詅痴,误把抄书当作诗”,责备其没有灵气,不知作诗的真谛。

综合以上这些评价,我们大致可以为袁枚这个人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:一个天才型的风流才子,诗歌是他自由表达思想、挥洒才性的舞台,但相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,显得过于放纵性情而遭到轻佻散漫的讥诮。

袁枚字子才,号简斋,晚年自号随园主人,杭州钱塘县人。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,逝于嘉庆二年,享年81岁,经历了清代所谓康乾盛世的多一半时间,算得上一位“盛世人瑞”。他一生除了短期在桂林、北京、西安游幕、任官外,绝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,特别是南京、苏州两座城市。

袁枚是以一个非常耀眼的天才少年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。他在一首自述生平的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:



子才子,颀而长。

梦束笔万枝,桴浮过大江,从此文思日汪洋。

十二举茂才,二十试明光,廿三登乡荐,廿四贡玉堂。

尔时意气凌八表,海水未许人窥量。

自期必管乐,致主必尧汤。



“举茂才”,就是进学,获得了秀才身份。看过《儒林外史》的人都是知道,范进举茂才已经五十四岁,那还是在科举竞争程度一般的广东。而袁枚生活在文化最发达,科举竞争最激烈的杭州府,本人家境只是勉强小康,没有机会受到官宦子弟那样优质的教育,幼年阶段的文化启蒙主要来自母亲和姑母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十二举茂才”,可说得上是一个神童了。这件事令袁枚得意一生,并特意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,叫做“十二岁举秀才”,这部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袁枚手稿,首页上就钤有这枚印章。


袁枚“十二岁举秀才”印

“二十试明光”,这更是一件令他特别得意的事情。是讲他在二十岁时,受到广西巡抚金珙推荐,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。博学鸿词科作为特科,在清朝只举办过两次,一次是在康熙年间,为清廷搜罗了大批有名望的明代遗老,构建政权合法性。另一次就是乾隆元年这一次。当时,被推荐来北京参加考试的都是朝野最有名望的宿儒,共一百九十三人,年仅二十岁的袁枚在这里面年龄最小,而且小得离谱。所以,当他到保和殿参加考试时,被很多王公大臣团团围住,争看少年才子。这当然是一件比十二岁举秀才更令人得意的事。不过,大约因为资历太浅,这次博学鸿词科他并没有考中。但因为参加考试本身已经让他在京城官场名声大噪,所以借此机会,他在北京结识了很多高官名流,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捐了国子监生身份,从而有机会参加两年以后的顺天府乡试。

在这次乡试中,袁枚考中了举人,故有所谓“廿三登乡荐”,半年后连捷,高中乾隆四年二甲第五名进士,并且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,是为“廿四贡玉堂”。


乾隆四年殿试金榜,第二甲第五名袁枚赫然在列

到此为止,他的人生达到了明清时期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,于是他又给自己刻了个印:“己未翰林”。此时,在科举中一片坦途的他,未来的仕途前程也风光无限。明清时期,向来有“非翰林不入内阁”的说法。也就是说,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以翰林起家,就有了当到一、二品高官,甚至首辅大臣的指望。一句“自期必管乐,致主必尧汤”,宰相之志跃然纸上。


袁枚“己未翰林”印

不过事与愿违,袁枚的仕途并没有他憧憬的那样顺遂。在翰林院做庶吉士这三年,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同事风花雪月,饮酒唱和,将读书做学问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等散馆考试的时间一到,诗赋时文尚足以应付,满文翻译却是两眼一抹黑。以致于考试成绩被列入末等,外放江苏溧阳知县。

在今天人看来,当个县太爷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,实权在握。但在袁枚所处的时代,事情并非如此。以翰林之清贵放去当知县,升迁机会大减,获罪可能骤增,无异于流放。是以南下途中,袁枚心态颓废,诗句多是“三年春梦玉堂空”“生本粗才甘外吏”“玉颜如此竟泥中”之类。

不过,袁枚的家族一直以做师爷为生,在家学的作用下,袁枚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,对民间疾苦还是颇为关心,也具备很强的吏干之才。担任知县后,就表现出非凡的行政能力。袁枚在江苏的溧阳、江浦、沭阳做了几任知县,口碑上佳,被百姓称为“循吏”,更得到父亲的肯定。这让他对知县这个工作的抵触情绪小了不少,在离开溧阳县时因为享受到溧阳父老夹道欢送的待遇,还百感交集地赋诗曰:



任延才学种甘棠,不料民情如许长。

一路壶浆擎父老,万家儿女绣衣裳。

早知花县此间乐,何必玉堂天上望。

更喜双亲同出境,白头含笑说儿强。



由于工作做得出色,袁枚被当时的两江总督,也是他在翰林院时候的老师尹继善,调到了两江首府江宁,就是现在的南京去做知县。在现代人看来,在大城市当官,不是更好吗?但在当时又不是这样。清朝有一句俗话,叫“前生不善,今生知县;前生做恶,知县附郭;恶贯满盈,附郭省城。”就是说一个人这辈子在省城当了知县,上辈子肯定是干了很多坏事,恶贯满盈。为什么呢?一个原因是省城高官如云,知县作为最基层的官,每天要不断应酬上司,毫无自尊可言。另一个原因是省城人口众多,经济繁荣,税收要求也高,大小案件纠纷更多,知县很容易因为一点小错就触犯条例,想平平安安做满一任都很困难。这两个问题在袁枚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。首先是第一点,就让袁枚这个心高气傲的书生很是难挨,写诗诉苦:“书衔笔惯字难小,学跪膝忙时有声。晚脱皂衣归邸舍,玉堂回首不胜情。”想自己堂堂一个翰林,每天跪此揖彼,实在不堪。更令他气恼的是,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七年知县,好不容易得到恩师尹继善的推荐,升为高邮知州,却被吏部驳回。理由是江宁县乾隆十年的税收额没有完成,袁枚作为知县因此受到了处分,处分解除之前不能升迁。问题是,江宁县的亏空是前任遗留给袁枚的,却成为了阻碍他升迁的理由。这一年袁枚三十三岁,为官九年,仍然停留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。而和他同榜的状元庄有恭,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,在此前一年已经升为二品的侍郎,并且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,这样的落差令袁枚无法接受。这一年,袁枚辞职了,整个江苏官场都在为他可惜,但他自己却毅然道:“三十休官人道早,五十出梦我嫌迟”。从此以后,他决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

袁枚辞职之后,在现在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的位置建造随园,大加经营。此后除了短暂出仕过几个月外,大多数时间都过着中隐于市的悠闲生活。他纵横游历,遍览东南大好河山;收藏文物,集聚了很多古籍字画;采访掌故,写了一部著名的神怪题材的笔记小说《子不语》。饱尝美食,把对饮馔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,总结一部吃货大全——《随园食单》。

晚年的袁枚广收弟子,其中包括不少女弟子,这好像是他一个标志性的特点。文人招揽女弟子之风始于明代,到清代风气渐盛,但多是招一二女子为弟子。到袁枚所在的乾隆年间,文人招女弟子已有多至十余人者,但若论人数之多,名气之大,成就之斐然,随园女弟子可称其最。据学者统计,向袁枚请业诗歌的女子大约有四十多人,主要生活在江南地区,特别是杭州、苏州两座城市。


女弟子随园请业图

随园女弟子中既有上流社会的闺秀,也有中小知识分子家庭的妻女,甚至还有贫寒之家的好学女子。袁枚最得意的女弟子是苏州才女席佩兰,她和丈夫翰林孙原湘同为随园弟子。袁枚第一次看到席佩兰的诗,就感慨其“诗才清妙”,怀疑是孙原湘代作。然而当袁枚到孙家做客,见到席佩兰挥毫立就的大作时,不禁击节叫好,赞叹席佩兰的诗才远在丈夫孙原湘之上,引为性灵派的知己。他为席佩兰的诗集做序称:



字字出于性灵,不拾古人牙慧,而能天机清妙,音节琮琤。似此诗才,不独闺中罕有其俪,其佳处总在先有作意,而后有诗,今之号称诗家者愧矣。



因为袁枚在文人圈的名气太大,其时许多达官显贵家族,都以让他来为自己的父祖写碑传墓志为荣。他的《小苍山房诗文集》,几乎就是一部康雍乾断代史,当时重要大臣的传记几乎都出自他手,朝廷重臣都以和他结交唱和为荣。他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经感慨,别人做考官录取了学生数百,而我只有两个学生,一文一武,就足以睥睨天下了。邓时敏所说的一文,就是袁枚;一武,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一重臣,平定新疆、金川、缅甸的主将阿桂。可见袁枚虽然早已远离仕途,但其朝野人士心目中的实际地位。此处多说一句,这位录取了一文一武的邓老师,是四川广安人,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祖先。不但是自家老师,其他朝野之士也多有将袁枚、阿桂并提者。如江南名士钱维乔曾给袁枚写信,信中说:“夫相公(阿桂)固当代钧轴中第一流人,而足下亦领袖风雅、负海内盛名者也。古人谓得一知己可以不恨,仆何修?而得之于两公哉!”在钱维乔看来,作为一个官僚士大夫,如果从政的业绩能得到阿桂的肯定,诗文才华能得到袁枚的赏识,真是莫大的荣耀。而袁枚能以一在野之身而与首辅比肩,何其难得。至于赵翼初见袁枚文字,即赞其:“八扇天门詄荡开,行间字字走风雷。子才果是真才子,我要分他一斗来。”赵翼探花及第,才兼文史,是乾隆中前期军机处第一“笔杆子”,亦自认八斗之才不过分其一斗,坐实了袁枚文坛大宗主的地位。


袁枚的乡试同年,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


浙江图书馆藏《随园诗稿》封面及外签,题为《随园书诗稿》


内签题为《简斋诗册》

这部手稿共收入袁枚诗作十五题四十首,包括七律十二首、七绝十八首、古诗九首、五律一首。卷尾有袁枚自跋。全书钤印十三枚,其中袁枚自钤九枚,藏印四枚。

关于这部手稿的产生缘起,袁枚在卷尾的跋文中有清晰的介绍。其跋曰:



七月二十七日,子才病痁,至十月始痊。命婢子扶出书斋,展视笔砚,如有重访故人之感。适似村公子琅函远来,命书诗册,册厚如梵夹。累之者甫除,而役之者即至,窃自笑也。且书中并有叉脚并手之诫。时不肉食三月矣!严家饿隶,厌厌无生气。求为田舍翁,安可得哉!呵呵!随园主人袁枚呈本。




浙江图书馆藏《随园诗稿》后跋

从跋文中可以看出,这部手稿成于袁枚大病初愈之后,是应似村公子之邀,完成的一部“诗册”。于是乎,针对这段跋文,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。首先,这部手稿写于哪一年,这一年的袁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?第二,什么叫“诗册”,赠人“诗册”在当时是何种意味的举动呢?第三,似村公子是什么人物,他何以有这样大的面子,“命”袁枚在大病初愈之际就为他书写诗册?显然,弄清楚这三个问题,对解读手稿内所录诗文的意义,体会袁枚选诗的旨趣和心态,以及确定这部手稿的文献价值、史料价值,具有基础性作用。

关于这部手稿写作的时间,大致可以通过两个信息判断。首先,手稿成书时间当不早于稿内所录诗稿的写作时间。从袁枚诗集的记载来看(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内诗的排列顺序以年为次,故能大致判断诗歌写作的时间),手稿所录诗歌最晚写于乾隆二十一年,可知手稿当成于二十一年以后。而根据“病痁”这以一信息,可以大致认定手稿的成书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(戊寅)十月。这一年他写有《病中作》《病起对月》二诗,《病中作》的小序写道:



余病中每梦得奇句,醒辄忘之。今年痁作热甚,似有霞帔者持纸求诗,余书“万树接天风扫海,一人手结虹霓带”云云。其结句云“瑶妃浴罢天河窄”。热退仅忆此三句,似非人间语,为足成之。



而《病起对月》一诗则有句云:



才卸藤床出户前,举家惊瘦老亲怜。

无秋不病中年后,有酒重歌碧月天。

……



痁病即是疟疾,在当时已经算是重病,且有性命之虞。袁枚时年四十三岁,人到中年,且在三年前彻底告别宦途,定居南京随园。大病初愈,正在百感交集的时候,所以手稿中所选的十五题诗作,多选悼亡、送别、感怀、寓言的题材,整体风格怅然若有所失。

所谓“诗册”,就是记录写作者诗文的册子。向名士、朋友赠送或是索要诗册,是清代文人之间社交的重要方式,类似于现代学者之间赠送或索要对方的论文集。诗册多由作者手书,录入的诗有多有少,以近作为主,亦及远年佳作。袁枚在跋文中提到,似村公子为了向其索要诗作,特地送来一个册子,令他在册上书写。册子“厚如梵夹”,可见其索诗之多,过于寻常。

袁枚作为当时的文坛宗主,向他索要诗册的人很多,且不乏高官显贵。一些收藏者后来家道中落,便将袁枚的诗册拿到市面上卖钱。袁枚晚年到江苏巡抚奇丰额家做客,奇巡抚拿出一部袁枚三十年前送给友人的诗册,即是奇公子从京城小市上购得。不过,现在传世的袁枚诗册并不多见,恐多毁于太平天国等历次战火。除浙图所藏的这部外,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亦收藏袁枚手书诗册一部,题名为《随园主人呈雅雨公诗册》,共二十七叶,录诗十七题。前有小序一节,曰:



抱孙先生再领两淮转运之任,枚江左末吏,靡由识荆。门人王梅坡来自扬州,道先生问枚甚悉,并诵其壁间题句。枚窃喜自负,恭赋五言四章,渡江求教。知己之感,情见字词。



与浙图所藏的诗册不同,这部诗册并非别人索要,而是袁枚主动呈送的,呈送对象是驻在扬州的两淮转运使卢雅雨(名见曾,字抱孙,雅雨其号也)。比较两序的口气,可知诗册赠送对象的身份判然有别。卢见曾是袁枚居住省份的高级官员,且只闻其名,并无旧交。是以序文用词非常谦恭客套,诗册内所录诗作,也多系写景、咏物、咏史之作,遣词用典较为庄重,感情色彩不甚浓厚。


国家图书馆藏袁枚赠卢见曾诗稿

与卢见曾相比,那位似村公子与袁枚的私人关系显然要近得多。序中所谓“叉脚并手之诫”,是交代袁枚字迹要工整一些,不可龙飞凤舞。仅此一点,足见二人之亲密无间。

似村公子名庆兰,字似村,号长白浩歌子,满洲镶黄旗人,姓章佳氏,是乾隆中期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尹继善的第六子。在上一期《子才果是真才子——袁枚和他的随园诗稿(二)》中,我们已经提到,尹继善是袁枚翰林院庶吉士时期的老师、在江苏担任知县时的本省最高军政长官——两江总督。事实上,二人的关系还远不止于此。可以说,尹继善是袁枚一生中最重要知己和保护人,袁枚的发迹成名,和近乎恣肆的风流人生,必须在尹继善及其家族的羽翼下才能实现。

尹继善字元长,号望山,雍正元年进士,是雍、乾时期的名臣,满洲重臣科举化、官僚化的标志性人物,备受当时的汉人士大夫推崇。尹继善从雍正中期起,常年担任地方督抚,有“一督云贵、两任总河、三督川陕,四督两江”之说,尤以坐镇南京,总督两江的时间最久,前后三十余年,民望甚著。袁枚在《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》一文中写到:“民相与,父驯子伏。每闻公来,老幼奔呼相贺。公亦视江南如故乡,渡黄河輙心开……不侵官、不矫俗、不畜怨、不通苞苴,严束仆从,所莅肃然。


苏州五百明贤图中的尹继善画像

尹继善居官,特以识才、爱才著称,且不计小节,唯才是举。袁枚和他的机缘,正是由一个恃才放诞之举开始的。乾隆四年,袁枚考中二甲第五名进士,但如果想进入翰林院,还要通过一次名为“朝考”的入院考试。朝考的考题是《赋得“因风想玉珂”》,诗出杜甫《春宿左省》,体现的是杜甫因为要入朝奏事而激动不安的心情。试题显然是想让考生书写国事、大事,而袁枚不改风流本色,写出一句:“声疑来禁院,人似隔天河”,竟有描摹禁院中男女私情之意。诸考官评价他“语涉不庄”,欲将其置之孙山。唯有尹继善与众人力争,说:“此人肯用心,必少年有才者,尚未解应制体裁耳,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。倘进呈时,上有驳问,我当独奏。”因为有尹继善的鼎力支持,袁枚得以顺利进入翰林院。而袁枚到江苏担任知县数年后,从川陕移督两江的尹继善又对他一再提携,先调至省城,又奏请将其升任知州,碍于部议才作罢。回忆起这一段经历,袁枚既感激又感慨,曾赋诗云:



忆昔明光宫,赋诗献元后。

李邕骂轻薄,刘蕡几不取。

公时眼如箕,遗珠光独剖。

未几公西巡,痴龙遂不守。

谪向海天炎,荒村少鸡狗。

公命移金陵,衣冠文物薮。

参军非蛮语,仆射如父母。

公余商文章,一月辄八九。

使公常在朝,我岂逐升斗。

我若官长安,随公反不久。

……



诗中将袁枚对尹继善的依附关系描摹的淋漓尽致。事实上,乾隆十四年,袁枚之所以辞官,也与尹继善离任两江总督改调四川有关。可以说,袁枚的宦途荣辱,与尹继善的官场轨迹密不可分。

袁枚辞官后,并没有回到老家杭州,仍以南京为居住地。而此后的尹继善再次总督江南,主政南京十几年。虽然已经一朝一野,没有隶属关系,但袁枚作为外乡人,在南京的生活依然很大程度上仰仗尹继善的庇护,并正式成为其座上清客。在这种情况下,袁枚与尹继善一家的关系显得极为密切,特别是与其年纪较长的诸子都有频繁的唱和交游。而其中关系最亲密的,即是尹继善的六公子庆兰。

庆兰大致出生于乾隆元年前后,比袁枚小二十岁。尹继善家教甚为得法,有子十三人,官至一二品者就有七八人。然而六公子庆兰却是个贾宝玉似的人物,虽然在尹继善诸子中最为聪慧,又擅长作诗,但对科举考试却很不感兴趣,举秀才之后,就再也不肯从事举业。满洲学者铁保曾在《庆似村传》中写到:



《庆似村传》

庆似村,名兰,尹望山先生之公子也。家世簪缨,三代俱登宰辅。以似村之才之学,稍有志于功名,取显秩如拾芥。而似村弃之如敝屣,视之如浮云……总角时,随望山公两江总督任,以诗见许袁简斋,数十年诗筒往来无虚日。



庆兰轻功名、纵才性的人生观与袁枚不谋而合。因此,乾隆十九年二月,袁枚到淮安清江浦拜访再督南河的尹继善,初见庆兰于河督署中后,二人一见倾心,订为忘年之莫逆。同年底,尹继善兼署两江,移驻南京,袁枚、庆兰二人遂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密切往来。袁枚对庆兰的评价很高,曾赞美他:



君家兰玉,各自峥嵘,有三珠五桂之遗风。然而就所见衡之,三郎有迈往不屑之韵,而文举冰凌,时嫌流露。五郎如明珠走盘,阿龙超矣,而幽静未足。若外文明、内柔顺,鱼鱼雅雅,吹气如兰,令相对者有一往情深之意,其惟我似村乎!



信中提到的三公子(庆玉,官至湖北布政使)、五公子(庆霖,官至江宁将军)日后都身居高位,但在袁枚眼中,却远没有庆兰与自己更加契合。二人相交最昵时,曾将名字并排刻在一块石料上,作为私章。乾隆三十年,袁枚聘请丹青妙手绘制《随园雅集图》,图中人物包括乾隆前期主盟诗坛的沈德潜、袁枚的性灵派战友蒋士铨、袁枚的得意门生陈熙、庆兰、以及袁枚本人。这幅图并非写实之作,而是由袁枚亲自选定意中挚友,虚构成图。庆兰能居其中,足可见他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。

《小仓山房诗集》中现存袁枚赠庆兰诗共二十四首,而根据袁枚所说,二人“别二十年,所寄笺素裒然寸许,余羸老也,有来无往,今春始寄达二章”,可知庆兰赠给袁枚的诗篇更多。庆兰病故后,袁枚悲恸不已,遥致悼诗曰:



萧骚风骨有谁同?生就人间张长公。

调鼎两朝门第贵,高吟一世秀才终。

题襟山馆灯频剪,握手军门雪满空。

今日思量可能再?一行衰泪付秋风。




庆兰所著笔记小说《萤窗异草》

既然是世交挚友,袁枚赠与庆兰诗册中所选的诗,无论题材、风格,都与赠给高官卢见曾的大不相同。在这部诗册中,大病初愈的袁枚选入了自己悼亡妾、思情人、寄兄弟、赠同年的诸多佳作,这些悼、怀题材的诗歌,最能寄托他恣肆的性情、表现他挥洒的文采,将一个人、笔两风流的袁子才,淋漓尽致地铺展在密友似村公子面前,而不必有所顾忌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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